《烟草计划》搜集、整理与烟草有关的各种材料，构成了一个难于界定属于社会学还是艺术的延伸的项目。此计划由2000年在杜克家族所在地美国Durham开始；2004年经过中国上海；2011年又延展到美国弗吉尼亚——这些与烟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

1999年我去杜克大学讲演，一进入Durham城就能感觉到空气里烟草的味道。朋友介绍说：杜克家族是靠烟草起家的，所以这个城市也叫“烟草城”，又因为杜克大学的医疗中心在治疗癌症方面特别好，这个城市又被叫做“医疗城”。在这里，烟草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多有意思的关系。

 我有一个爱好，到哪都喜欢参观当地的工厂，那些“聪明”的机器比装置艺术更象艺术。参观了卷烟厂，我被制烟材料的精美所吸引，这么精美的材料，使我对材料这部分的思维变的敏感又活跃。我决定以这些材料为限定，做一个与烟草有关的项目。杜克大学的Stanly Abe教授很支持这个想法。我开始收集和研究材料，走访有关人士。在杜克大学图书馆的大量资料中。我了解到杜克家族与中国关系的史料，是他们最早把卷烟技术带到上海的。我那时就想到，将来再把这个计划搬到上海去做。四年后在诬鸿教授的策划下实现了《烟草计划－2：上海》。我根据上海的材料及场地补充了新的作品，使这个计划增加了历史、地域和现实的维度。2005年，我参观了kurolan和rena夫妇收藏的烟斗，并开始了解弗吉尼亚烟草的历史。在这里，烟草与早期移民及美洲大陆的历史密切相关，现在是“万宝路”的生产中心。在kaolan和rena的支持下，实现了《烟草计划－3：弗吉尼亚》。并对烟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做了更深入的探讨。

让我们分析一下将烟草作为限定材料的问题：

当我在卷烟厂看到那些精美的制烟材料时,我想这些“物质”不应该被烧掉，它们可以用于其他的地方——比如艺术。对材料的感受，往往是作品想法最原初的起因，这是艺术家与作品之间最合理的关系。我想利用烟草作为主要的创作材料，接下来的即是为什么使用和如何使用这些材料。首先，我给此项目的材料限定在制烟材料内，这是由于我知道，烟的领域将是一个丰富得有可能让你无从下手的题材。选择性由为重要，而首先的选择就是给自己选择限定。烟作为材料将是有效果的，因为在一般概念中，烟是坏东西，而艺术是好东西，人类对二者都有依赖性，将两者合并为一体必将产生一种新的作用力。烟，渗透在生活中，人们对烟是熟悉的，认识是固定的。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使用它。当我试着换一个视角对待它，并将它放在另一领域里时，我发觉它既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当我把烟作为材料近距离地接触时，我意识到，不应该给它们再赋予更多的主观评判了，它们已经承载着过多的社会内容。我不希望我的工作也只是被加入到宣传的行列中。这事不需要我去费力因为它已经是大家都清楚的事情了。我的工作价值来自于一种对于烟草不带主观判断的切入。把它们看成一个无属性的材料，放回到它们本来的位置上，只是与材料做具体的对话与交流，这时思维的触角才可以无限展开，才能看到难得的部分。要是总带着道德和利害关系的评判，就看不到其的真实的部分。艺术作品与社会内容的相关性其实是不需要艺术家去担心的，更何况是烟草这种材料，它自己就把这种关系搞定了。艺术家的判断，是由“手”的动作自然体现的。我知道我的任务就是象抽烟人一样，尽兴地享用，无须考虑的太多，考虑多了，抽起烟来就没有味道。

烟草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无孔不入，终为灰烬，与周围世界、与每个人都有着各种渠道的瓜葛——经济、文化、历史、法律、道德、信仰、时尚、生存空间、个人利益等等。不仅制烟材料本身很丰富，与它相关联的资料更为丰富且层出不穷，这使我们无法计划的周全。创作的过程，就象潘多拉的盒子被不断地打开。比如说，在Durham《烟草计划：Durham》的计划进行时的1999年至2000年期间，由于几年（1997年）前烟公司调整尼古丁含量而引起的对烟草公司诉讼案正值高潮。烟草公司145个亿的赔款，改变了美国烟草业的经济位置，以至影响到资助此项目的卷烟厂改变与我们的合作方式。2004年当我为此项目飞往上海的前一天得知：“555”准备在中国济南建立世界上第二大烟草生产基地，项目经过20多年的谈判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但同时又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否认此事。“555”是英美烟公司的牌子，杜克是其前身。由于烟草业在西方“第一世界”发展的艰难，加上中国劳力市场廉价和开放，西方烟草业择及市场的转移，真象是百年前情形的重演。

在上海，由于中国国家对烟草的控制，材料的获取比4年前的美国要困难。而几年后的今天，我参观万宝路巨大的生产基地时，     比进入白宫还要严格的安检。公司与我们的项目完全不想有任何瓜葛——“我们甚至都不想知道”的态度。但与此同时，烟农与制烟工人对烟草虔诚的敬拜情节，让我进一步感到烟与人类社会的“别扭”关系。

《烟草计划》除了“烟草”作为主线外，作品与作品之间没有任何风格的考量与联系。有些制作小巧精致的象“珠宝”，有些巨大的控制着整个的空间，让人抓不住艺术的范围和形式。而整个项目语义在众多作品的相互衬托与“提问”中产生，使观者的思维走的更远。在这里，烟草的“含混不确定”，材料的多义性，被转化为一种明确，积极的语言。这成为此计划艺术语言的特征。

对材料的充分使用还体现在对特定场景及环境的利用。在《烟草计划－1：Durham》中，我有意将整个计划渗透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居民的内心记忆中。因为这城市的历史和每一家或个人都和烟草有关系。比如在杜克大学图书馆我开辟了一个“图书室”，摆放了我用制烟材料做的各种奇怪的读物。在《烟草计划-3：弗吉尼亚》中，我们使用的弗吉尼亚美术馆的展厅，正是万宝路的上属公司。最典型的是《烟草计划-2:上海》中，对上海外滩三号画廊的使用。此画廊是海外的经营实体机构。它是那时期以文化为名的上海最奢华的商业空间。这种外资的运转策略，完全可以用百年前杜克烟草业在中国的广告词：“文明、时尚、卫生、新生活方式”的推广理念来概括，与早期烟草业投资者一样，赚的是中国人买“新生活方式”的钱。

外滩三号画廊展厅巨大的窗子，正对着象征中国经济起飞的浦东开发区，其中的“陆家嘴”区，正是百年前杜克英美烟公司的生产基地。我利用了这个绝好的场地，将此地旧时的照片组成一幅长卷，以素描手绘形式绘制在大窗及墙面上。此时，旧日的景象与鲜活的现实场景重叠。手绘的效果造成一种深刻的追踪与回溯之感。

那么，这个庞大的计划最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探讨人与烟草漫长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和弱点。从历史上看，烟草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时远时近，在某些时代视它为好东西，男女老少皆用烟。现在可以说是人类禁烟的高峰期。一个烟盒的设计，就能表明产烟、推销、禁烟合一的矛盾行为。人人都知道烟有害，但又离不开它。这种纠结就象情人间的关系，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是。人的弱点与烟的含意共同构成了这种别扭的关系，把人天性中“没有办法的部分”揭示了出来。烟对人生理的害处和人从烟雾缭绕中所获得的无限性的东西，其实很难作出判断。

下面我具体介绍几件作品：

《黄金叶书》

 烟草行业的人习惯称烟叶为“黄金叶”。这本由“黄金叶”做纸的书，印有一段故事，讲的是杜克家族是如何将香烟引入中国的：＂杜克得知卷烟机发明后的第一句话就说：‘给我拿地图来。’当他们把地图拿来后，他翻看着，却不是在看地图，而是看地图下面的说明，直到他发现了那传奇般的数字，人口：４．３亿。他说：‘那儿就是我们要去推销香烟的地方。’‘那儿’就是指中国。”(注：取自于美国Sherman Cochran教授的题为《Big Business in China》书中的段落。) 从此开始了一段以烟草为轴心的资本、文化战争的精彩历史。杜克派年轻的员工去中国推广种烟和卷烟的技术。会说中文的员工，工资加倍。 把卷烟作为一种“文明”传到中国，真有点像早期的传教士（此前中国人只是用烟斗）。我在这本书中放入了很多烟叶虫，展览期间任由它们把书页吃成一堆碎片。

《台历》

与我家庭的历史有关。我父亲是吸烟者，20年前去世于肺癌。我在开始《烟草计划》时就想到去找他去世前的病历。这份医疗档案是医生和护士的日志，第一页是病人的吸烟史，中间是病情发展、治疗措施、用药效果的记录，最后一页是几年、几月、几日、几时、几分，何原因死亡的记录。台历是用“American Sprit”（美国精神）烟盒包装纸制成，一面是包装纸图案，另一面是病案纪录。

《清明上河图卷》

是在Durhan烟草博物馆的一个装置。一幅展开的《清明上河图》手卷，上面放着一条点燃的8米长的香烟，在画面上燃过，随之留下一条痕迹。这幅中国宋画，描绘了传统民间生活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景象。长河给人一种时间感。不动声色地燃着的烟燃的很慢，却又让人感到不安。它燃过了就过了，就像一个人吸一支烟，如同过了一辈子。烟的虚无就是一种宿命。这件作品在Durhan展出时，由于吸烟法规，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只燃烧了室外的一半。另一半是在上海继续烧完的。

《荣华富贵》

是由66万支香烟插成的一张巨大的虎皮地毯。虎皮是有特别象征意义的，殖民者到非洲，亚洲打猎，最典型的纪念照就是前面铺着一张虎皮地毯，旁边站着两个土著。这就是“虎皮” 意像的特定信息，也是这意像出现在此计划中的隐喻。这张“地毯”舒服的让人很想躺上去,它脂醉金迷，有一种新兴资本主义的霸气和对金钱，权势的欲望。 很像今日中国的一种感觉。这件作品是在《烟草计划－2：上海》时得到的灵感。取名《荣华富贵》，因为用的是“荣华富贵”牌香烟。这牌子的香烟差不多是最便宜的，一块钱人民币一包。有意思的是，在弗吉尼亚制作这件作品使用的烟是《Fest Class》，一美元一包。

 这件作品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味道”。巨大的地毯让整个楼都弥漫着一种浓重的烟草味道，这作为一种“艺术语言”特别有效。在我们的认识中，人类有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但却没有意识到“嗅觉艺术”，也许香水工业就是嗅觉艺术。在日本，很早就有闻香木的活动，这属于类似“茶道”似的道。有一次在韩国，一个朋友的一句话让我很受启发：“你有没有发觉每个城市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是这个样，纽约有纽约的味道，北京有北京的味道，这说明嗅觉是有文化记忆的，既是可用来表达的。

《烟发明1920》

这件装置实现了我在Durham没有充分实现的想法。在上海我们找到了一个旧时的烟草货栈，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奇幻装置“室内云海”。冷白色霓虹灯的文字，来源于旧时英美烟公司的广告词：“烟发明。又为最利便最满意之方法…。整齐，纯洁，最有合于卫生者也。”舞台用的干冰之雾将这些文字覆盖，透出奇异的光。烟雾将历史的遗迹“洗刷”的干净又空无。此时，其他部分则显露出更深刻的历史痕迹感。

《中截》

这件作品是整个《烟草计划》中最不象艺术作品的一件，它只是由箭头连接了六份与烟草有关的文本。第一份是百年前英美烟公司在华投资及商业活动的文件。第二份是英美烟公司在华销售卷烟的报表记录，文件中显示1919年10月间，一个月内在上海售烟的惊人数量（共***支）。第三份是英美烟公司从1918年10月至1919年6月在华盈利的记录。第四份是英美烟公司把部分在华盈利转到美国，资助三一学院 (杜克大学前身)的文件。第五份是1998年7月,杜克大学邀请并资助徐冰，实行《烟草计划－1: 达勒姆(Durham)》项目的预算书和付款存根。第五份是2004年8月, 美国博物馆收藏徐冰在《烟草计划: 达勒姆(Durham)》中部分作品的付款支票——一个百年截语。这件作品对整个《烟草计划》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Puff Choice》

是为《烟草计划－3:弗吉尼亚》专门制作的。在对弗吉尼亚烟草历史的研究中有两件事给我许多启示：一是，旧时代弗吉尼亚烟草品牌的设计样稿。二是，了解了早期移民者约翰.拉尔夫其人的事迹。我把这些设计样稿交给作家Rena,请他用这些品牌名作一首诗。我用卷烟纸和设计样稿为材料，为这首诗制作了一本特别的书。我有意以此作为对约翰.拉尔夫的致意。

以此书的前言有这样的内容：

“1607-1609年间，英国派遣了644人来美洲冒险。这时期的移民在这里的平均寿命为6个月，他们死于疾病、严寒、饥恶或者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中，从而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只剩下了60人。拉尔夫是幸存者之一。

这是英国第三次的移民行动，注定要遭受前两次全体覆没的厄运。但事情到了1612年，由于约翰.拉尔夫这个人的一些行为，让情况发生了扭转，也让英国乃至人类历史发生的改变。

这一年拉尔夫在弗吉尼亚种下了一些他从特立尼达岛带回的烟草种子。两年后他看到一位印第安公主裸露着身体穿过当时只有五六座房屋和破败教堂的詹姆斯村街道时，他爱上了她，并娶她为妻。在移民者相继死去的时刻，拉尔夫在向他的印第安亲戚学习培育烟草及病虫害的防治技术。终于，他培育出了一种独特的弗吉尼亚烟草，并以其独有的品质很快占据了英国的市场。

1616年拉尔夫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和一船黄金般的烟草来到伦敦。这两样新世界的产物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不幸的是，这位印第安公主在异地他乡染病而亡。拉尔夫将她葬在格雷夫，带着大把的钱和货物只身回到美洲。拉尔夫的经历让移民的命运的得到了快速而永恒的转变。

拉尔夫在这之后不久的另一个举动是：在1619年他引入了烟草历史上最重要的概念——品牌。他将自己培育的烟草命名为“奥列诺科”。这个词会让人想到“黄金国”的神话。这种烟散发着特有的柔和的清香。就像当时的一位诗人描述的：“比最美丽少女的呼吸还要香甜”。弗吉尼亚烟草的这些品质被“奥列诺科”几个字所表达。虽然，拉尔夫就象给孩子起名一样地给这种烟草起了个名字，但这小小的一步却使“烟草”具备了不凡的身份。

我不曾了解约翰.拉尔夫其人，有关他的信息来自于这次弗吉尼亚之行的随身读物；伊恩.盖特莱的著作《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我欣赏拉尔夫这个人面对世界的态度及做事情的质量。

这本册子中的图案可以说是“奥列诺科”概念的“繁演”。从品牌名到形象设计都反映出人们象期待孩子、亲友或信物般地把未来与理想寄托予自己精心生产的烟草。

从存活至今的某一个品牌不同时期视觉设计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品牌形象中原始基因的成分，也从中能看到我们——人自己。

烟草这个与人类纠缠不清的物种，无疑带动了人类社会、经济、贸易多方面的发展。做为视觉艺术工作者，我也看到了它在广告业和视觉传达学科和字体使用的有效性等诸多方面的提升——这些在烟草业本来的功用目的之外的贡献。”

《烟草计划》是从对烟叶味道，对制烟材料的兴趣开始的，结果却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生长的，介于艺术与历史、社会学研究之间的，或者说是用艺术的方式探讨社会学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引入艺术的活动。艺术的发生和结果有时就是这么回事，某些人对某件事物的敏感，而导致的对旧有艺术方法论的改变并带出一些新的方法。

       2011年5月8日